2018年度政治学类十大热词
NO1•壹
党的建设
01
文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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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153篇复印报刊资料转载 59篇
02
文献摘编
（1）“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从“四个伟大相统一”“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相辅相成”高度来定位党的建设，明确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其中，在党建主线、基本方针、党建目标方面与十八大要求基本一致，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一致性与党的建设的连续性；同时，与十八大报告党建总要求的区别主要有五个方面，即突出强调党的全面领导、党的政治建设、党的纪律建设，对党建内容总布局做出重大调整、定格为“5 1 1”，突出强调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这种区别充分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新意，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系统思考与科学谋划，标志着我们党对“怎样建设一个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认识达到新高度。正确认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布局的五大新意及其背后的理论依据与政治考量，是正确理解与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必然要求。”
——节选自《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五大新意与理论分析》作者：刘红凛（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部教授）《理论探讨》2018（3）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共产党》2018年08期
（2）“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丰富思想，指导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创新发展，党建理论的创新成果十分显著。十八大以来党建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以更高的政治站位，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伟大实践的经验，从中提炼概括了一系列创新的重大理论，为全党未来一个时期的接续奋斗提供了思想指南。”
——节选自 《十八大以来党建理论创新的重大成就》作者：齐卫平（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学术前沿》2017（11）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共产党》2018年02期
（3）“党的“领导核心”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当前，认识和把握党的“领导核心”需要认真思考和切实弄清党的“领导核心”的历史由来、形成依据、基本内涵、能指所指、决策机制、权力交接等基本问题，以免产生思想偏差和认识误区。维护和巩固党的“领导核心”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领导地位与领导权威、职务权威与信任权威、集体领导与分工协作、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等重要关系，将其有机结合，实现其良性互动和辩证统一。”——节选自 《论认识与维护党的“领导核心”》作者：吴家庆（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陈德祥（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12）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共产党》2018年04期
03
文献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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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桓：《深化党建智库研究的意义、任务和方法》，《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1），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共产党》，2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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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爱国/陈洪江：《“复合式党建”：城市基层党建区域化体制构建的目标选择》，《探索》2017（6），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共产党》，2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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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洪：《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鲜明特色》，《理论视野》2017（10），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共产党》，2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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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怡顺：《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特点及规律问题探析》，《探索》2017（5），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共产党》，2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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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直工委和省社科联调研组：《中国特色党建智库建设问题研究》，《湖南社会科学》2017（5），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共产党》，2018（1）
04
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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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国企党建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2018年6月16日，主办：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中共中铁工程服务有限公司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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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各项建设”学术研讨会，2018年6月10日，主办：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政党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工程项目“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下的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研究”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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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法规与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学术研讨会，2018年7月1日，主办：山东省法学会党内法规研究会。
NO2•贰
协商民主
01
文献数量
热词出现频次 79次
学术论文 183篇
复印报刊资料转载 49篇
02
文献摘编
（1）“基层协商民主的蓬勃发展引发了基层治理的诸多重要变化。解析协商民主的运作过程是理解协商民主的关键。基层协商民主的运行主要包括协商主体、协商对象、协商制度和协商成果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协商主体指向的是谁来参与的问题，多元主体的参与有利于形成更好的共识，但也因规模限制和官方偏好而导致参与机会的失衡；协商对象对应于协商议题，基层协商民主的议题设置主要掌控在基层党政机关及其领导人手中，议题既是围绕党和政府中心工作而展开的，也是社会问题倒逼的产物；协商制度是关于如何协商的问题，流程的规范化有利于协商民主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但也可能带来更多的约束和压制，抑制协商民主的活力和动力；协商成果主要看能否形成有约束力的共识，这种共识能否转化为实际的决策，这既取决于党和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意志和需要，也与共识本身的质量密不可分。对基层协商民主运行过程的描述、分析和反思，有利于增加对当前协商民主基本状况和存在的问题的理解。”
——节选自 《基层协商民主的过程性叙事及其反思》作者：韩志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河南社会科学》2018（6）复印报刊资料《中国政治》2018年9期
（2）“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组织和制度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具有导向性、实践性、渐进性和全局性等特点。它能够促进协商民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价值。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重要作用，必须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建立健全协商民主领导组织机构，培育成熟的协商文化，推动形成稳定运行、富有成效的协商实践。”
——节选自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特点与价值》作者：宋连胜（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董文静（安徽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2）复印报刊资料《中国政治》2018年8期
（3）“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协商民主建设的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的基本经验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始终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的前提条件；走中国特色协商民主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的内在要求；进行多层面的实践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的关键所在；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的重要保障。探析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的基本经验，有助于新时期协商民主建设的顺利推进。”——节选自 《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的基本经验探论》作者：郭红军( 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州学刊》2017（10）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共产党》2018年01期
03
文献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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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汉姆·史密斯：《协商民主制度化：民主创新与协商体系》，《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2），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政治学》，2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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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德敏：《冲突还是协调：协商民主与政治代表机制间关系分析》，《学术月刊》2018（3），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政治学》，2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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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治文/杨光：《论中国式协商民主发展的四种形态》，《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6），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政治》，2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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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卫平/汪洋：《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人民政协理论发展及实践探索》，《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6），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政治》，2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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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树彬：《从“政治协商”到“协商民主”的理论拓展》，《统一战线学研究》2017（6），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政治》，2018（3）
04
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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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协商的基层实践”学术研讨会，2018年11月16日，主办：上海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上海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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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学术研讨会，2018年10月14日，主办：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NO3•叁
国家治理
01
文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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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149篇
复印报刊资料转载 37篇
02
文献摘编
（1）“在政府各类文件中，理顺关系往往与机构改革、转变职能放在一起表述。不理解关系及关系的理顺，就无法理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理顺关系包括四个维度：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经济与社会、政府与社会，其理顺路径可以归纳为分开、保留与延迟。一方面，这三条路径的相互抵牾，影响了中国国家治理结构，并使其在闭合和开放中寻求平衡；另一方面，理顺关系的路径行程，根源又在于中国国家治理同时并存的总体性诉求和现代性诉求。可以说，理顺关系再塑了中国国家治理特质。在持续不断的理顺中，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些重要要素也发生了关键性变化。从理顺关系角度而言，更大系统的“关系”的开放性吸纳，对未来中国国家治理的变革至关重要。”——节选自《理顺关系与国家治理结构的塑造》作者：何艳玲（中山大学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教授）《中国社会科学》2018（2）复印报刊资料《中国政治》2018年06期
（3）“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而运用社会主义制度治理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全新的课题。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简言之就是依法治国。实现这个目标，既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也要通过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并且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节选自 《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者：刘海涛(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治理现代化研究》2018（1）复印报刊资料《中国政治》2018年04期
03
文献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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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波：《国家治理体系语境中工会参与社会治理：规范、困境与趋势》，《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7（3），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工会工作》，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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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雪冬：《从制度信任到制度自信：改革开放40年国家治理变革的主体逻辑》，《新视野》2018（4），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政治》，2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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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岳：《国家治理的法治逻辑》，《天津社会科学》2018（1），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政治》，2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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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仕凯：《政治体制的能力、民主集中制与中国国家治理》，《探索》2018（4），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政治》，2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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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莹莹/燕继荣：《从治理到国家治理：治理研究的中国化》，《治理研究》2018（2），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政治》，2018（7）
04
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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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现代化比较研究——体系、能力与政策”学术研讨会，2018年6月9日，主办：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同济大学比较政治研究中心、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上海市政治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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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高峰论坛，2018年6月9日，主办：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国家治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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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学术研讨会，2018年10月13日，主办：湖北省公共管理研究会。
NO4•肆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01
文献数量
出现频次 48次
学术论文 156篇
复印报刊资料转载 35篇
02
文献摘编
（1）“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更加开拓奋进,在思想理念、战略运筹和实践创新上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2017年,中国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卓有成效,同时积极管控周边热点,有效化解局部紧张,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多国参与全球事务意愿降低、多边机制遭遇严重困难之际,中国以多边峰会、主场外交为平台,积极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挑战,凝聚起维护世界和平、谋求共同发展的国际共识。党的十九大获得前所未有的国际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呈现崭新面貌。展望未来,中国外交将继往开来,为我国发展塑造良好外部环境。”——节选自《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砥砺前行》作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课题组《现代国际关系》2018（1）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外交》2018年05期
（2）“文化一直是影响国家外交的重要因素，会对一国的外交目标、手段、方式和风格产生直接影响。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其外交民族特色也存在差异。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多具备了体现自身文化传统的战略空间与条件，中国外交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明显增强。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构建和完善外交话语体系的任务。在崛起过程中，人们通常用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的诸多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导致很多误解和误读。而本文认为，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入手，对中国的道路观、国家观、秩序观、交往观和价值观进行系统梳理，诠释它们与中国外交实践之间的必然联系和逻辑关联，是完善中国外交话语体系的重要路径，也是把中国知识拓展为世界知识的必然选择。”——节选自 《传统文化与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作者：孙吉胜(外交学院教授)《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7（4）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外交》2018年03期
（3）“当代中国对外战略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对世界大势和主题的根本判断。在经历1989年春夏严峻政治风潮的考验之后，邓小平提出“二十六字”对外战略方针，并通过1992年南方谈话，为此后中国和平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20多年中国经济的强劲走势，为中国对外战略转型提供了最根本的条件。然而，20多年里一系列外部重大事件引起的世界格局调整及治理更趋复杂和艰难，不断影响和推动着中国对外战略的探索过程。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和其后持续经济衰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更为内向，对外政策的进攻性相对减弱，中国则更加关注周边安全，采取相对主动的大力进取重塑地区经济和安全秩序，中美在东亚、东南亚的影响力竞争加剧。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主动有所作为”的战略转型更加显著，其焦点之一就是在最具战略意义的亚洲和西太平洋地区愈益增进自身的战略权利及权势影响，先是偏重“战略军事”调整和布局，而后施行“战略军事”与“战略经济”并举之策，结果是既获得重大收益，亦有重要风险。非常可取的是，2016年秋季往后，部分地是为应对“特朗普冲击”，部分地是为打造接续引领全球发展的包容性形象，再加上美国在对外合作方面的消极趋向提供的重要机遇，中国在东亚西太平洋的战略近乎全面地显著温和化。现今的复杂挑战特别在中美贸易对抗和朝鲜问题上。中共十九大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三个“更为大力”将构成对外战略方向的长期前景。”
——节选自 《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探索过程中的国家对外战略》
作者：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美国研究》2018（3）
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外交》2018年09期
03
文献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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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飞：《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中的中美关系》，《美国研究》，2018（2），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外交》，2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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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栋：《对新时代“战略机遇期”的再思考》，《和平与发展》2018（1），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外交》，2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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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勇：《试论全球治理对我国战略机遇期的影响》，《国际展望》2017（6），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外交》，2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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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秀军：《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路径选择》，《国际问题研究》2017（6），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外交》，2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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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中国外交的伟大历史征程》，《国际问题研究》2017（5），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外交》，2018（1）
04
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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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外交学术研讨会，2018年12月1日，主办：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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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学术研讨会，2018年11月17日，主办：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周边安全研究中心和中国国际关系女学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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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以来的新时代中国外交与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2018年4月12日，主办：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人民日报社国际部。
NO5•伍
全面从严治党
01
文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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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46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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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文献摘编
（1）“十八大以来的全面从严治党，不仅取得了重大的实践成效，而且构建起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的理论体系以及目标体系、制度体系、价值评判体系。中国特色反腐倡廉建设体系，包括丰富内涵：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是全面从严治党、坚定反腐倡廉的根本方向；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是全面从严治党、坚定反腐倡廉的根本路径；解决“四风”顽症，净化优化党内政治生态，是全面从严治党、坚定反腐倡廉的核心任务；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坚定反腐倡廉的关键环节；完善权力监督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全面从严治党、坚定反腐倡廉的根本保障；从严管理干部，尤其抓好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是全面从严治党、坚定反腐倡廉的治本之策。”——节选自《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构建中国特色反腐倡廉建设体系》作者：包心鉴(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8（1）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共产党》2018年05期
（2）“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一项监督执纪新规定，也是最能体现党的十八大期间反腐倡廉理论的核心概念。目前对该项政策的理解大多局限于微观工作层面，缺乏战略性思考，因而导致实践运用中出现了一些与“四种形态”目标相违背的做法。只有从战略高度认识“四种形态”的价值，才能把握其核心内涵和精神实质。“四种形态”的提出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它有特定的理论架构与主要内容，具有三大理论贡献。针对战略落实困难问题，建议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保障“四种形态”结果自然形成而非人为催熟；要避免急于求成，要有长期作战的准备和安排；坚持一把尺子量所有党员干部，防止监督执行不公平、不平等。”
——节选自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理论体系与战略价值》
作者：蒋来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河南社会科学》2018（1）
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共产党》2018年06期
（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总要求。这个总要求，是基于党的建设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展所提出的要求。文章阐释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意义，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在新形势下的新要求，是党的事业发展的新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加强自身建设优良传统在新条件下合乎逻辑的继承和发展；分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和特征；着重论述了在当前新形势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总要求的八项重点任务。”
——节选自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作者：戴焰军（中共中央党校原党建教研部副主任）
《理论与改革》2018（1）
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共产党》2018年04期
03
文献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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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桓：《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践行全面从严治党》，《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共产党》，2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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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林/房正：《论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2），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共产党》，2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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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桂韩：《全面加强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7（6），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共产党》，2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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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凤城：《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看“全面从严治党”》，《前线》2017（12），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共产党》，2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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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山：《试论“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价值》，《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10），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共产党》，2018（1）
04
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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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理论研讨会，2018年7月14日，主办：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哈尔滨师范大学。
NO6•陆
人类命运共同体
01
文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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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8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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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文献摘编
（1）“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在随后的五年中，中国不断开创国际关系的新境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创新。在此基础上，十九大提出新型国际关系的新主张。所谓“新型国际关系”是相对传统国际关系而言的，它在价值、理论、实践和目标四个方面实现了对传统国际关系的历史性超越。在价值上，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是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的基本外交伦理，是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大价值创新；在理论上，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理论内容，是新型国际关系在理论方面的重大创新；在实践上，从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周边关系、新型多边外交和新型发展中国家关系方面进行实践创新。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开创了国际关系史上最伟大的实践；在目标上，新型国际关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宗旨，彻底摆脱了狭隘的国家利益、狭隘的国家安全以及追求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的传统国际关系的束缚。因此，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为新时代国际关系提供的价值方案、理论方案、实践方案和目标方案。”——节选自《新型国际关系对传统国际关系的历史性超越》作者：胡键（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欧洲研究》2018（2）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外交》2018年10期
（2）“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不仅顺应了时代潮流和历史大势，而且充分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中国外交理念和全球政治理论的精华，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其核心是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并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广泛的全球共识、深厚的价值基础、重大的价值超越和深刻的哲学意涵等特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共商共建共享、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整体文明观和可持续发展等原则，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全球普遍安全、促进全球发展与生态治理、加强世界文化交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的重要智慧，不仅赋予国际关系和人类文明进步鲜明的中国特色，更使得中国占据了世界秩序变革的道义高点。其必将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共创人类美好未来的伟大事业做出重大贡献。”——节选自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论析》作者：吴志成（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吴宇(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3）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外交》2018年07期
03
文献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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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亚青/魏玲：《新型全球治理观与“一带一路”合作实践》，《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8（2），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外交》，2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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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成/吴宇：《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初探》，《国际问题研究》2018（3），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外交》，2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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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飞：《新型国际关系基本特征初探》，《国际问题研究》2018（2），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外交》，2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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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吉胜：《传统文化与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7（4），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外交》，2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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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勇/王怀信：《全球治理的构成要素评析》，《学术论坛》2017（4），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外交》，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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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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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学术研讨会，2018年11月26日，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与云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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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2018年10月27日-28日，主办：复旦大学、日本创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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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式”学术研讨会，2018年9月9日，主办：中国孟子研究院。
NO7•柒
党内监督
01
文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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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8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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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文献摘编
（1）“中国共产党纪检监察派驻制度，在党的历史上可以追溯到1922年党的二大确立的党组织派员方面规定。党的十二大首次对党的纪律监察机关作出规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制度反腐”思路指引下，不断加强党内法规建设，同时从纪检监察派驻主体、方式、程序等方面完善了纪检监察派驻制度，党的十九大将全面派驻制度写入《党章》。党的纪检监察派驻经历了领导主体明晰化、派驻机构产生科学化、派驻角色定位化、监督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当前党的纪检监察派驻制度在现实操作中还存在一定问题，需要不断完善。”——节选自《中国共产党纪检监察派驻制度的发展过程与完善》作者：尹奎杰（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刘立刚（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8（3）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共产党》2018年09期
（2）“党的十八大以来，各方面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巡视制度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党内监督制度的重要形式，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环节，加强和实现党的领导、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渠道。巡视制度的功能呈现出明显的递进式特点，体现出巡视不仅是“反腐利剑”，更是“党之利剑”和“国之利器”，在遏制腐败态势的蔓延、严格管党治党、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战略规划，“深化政治巡视，坚持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不动摇，建立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监督网”，对巡视制度提出更高要求，寄予更高期望，因此更要充分发挥巡视功能，更好发挥“利剑”“利器”的作用。”——节选自 《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制度功能探析》作者：周淑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蒋利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新视野》2018（1）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共产党》2018年04期
（3）“党内权力监督法治化是党内规范法治化的组成部分，而党内法治是社会法治建设的一种类型，因此对党内权力的监督应当基于社会法治的理论体系展开。这就决定了党内权力监督的对象是一种作为社会权力的领导权，需要区别于党的代表和机构所享有的作为国家权力的执政权。党的领导权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支配力和作用力，将党所拥有的领导权纳入一个法治的监督轨道之内，规范领导权的行使，是实现党的权力和法治中国建设、法治原则相融合的必然要求。为此，在“四个全面”布局的战略要求下，党内权力监督应当设立专门的党内权力监督机构，而此举可在区分执政权与领导权的基础上，通过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监察委员会设置来实现，真正做到党政分工不分家，最终实现党内权力监督法治化和党内治理的法治化。”——节选自 《党内权力监督法治化的法理论证》作者：李广德（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王晨光(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1）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共产党》2018年05期
03
文献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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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雄/张银霞：《中共十八大以来强化党内监督的新发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共产党》，2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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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辉：《党政“一把手”监督的难点问题及其破解》，《中州学刊》2017（11），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共产党》，2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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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敏/陈梅芳：《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应把握好五组主要矛盾关系》，《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共产党》，2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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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卫平：《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科学化的思考》，《理论与改革》2018（1），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共产党》，2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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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爱民：《党内法规的双重特性》，《湖湘论坛》2018（3），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共产党》，2018（8）
04
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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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研究”学术研讨会，2018年11月4日，主办：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一体化法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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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党内法规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学术研讨会暨首届全国党内法规研究机构建设论坛，2018年9月8日，主办：中国法学会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和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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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政法大学首届党内法规基础理论学术研讨会，2018年10月19日，主办：华东政法大学等。
NO8•捌
一带一路
01
文献数量
出现频次 31次
学术论文 315篇
复印报刊资料转载 26篇
02
文献摘编
（1）“世界经济进入深刻转型过程，国际规则处在推陈出新的历史拐点，国家间、地区间围绕国际规则制定权、国际合作主导权展开新的竞争，尤其是诸大国围绕经济规则制定权的竞争异常激烈。“一带一路”倡议赋予中国参与重塑国际经济规则的重大机遇，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质疑常常与国际规则制定权相联系，视之为中国试图改变秩序规则、获得地区和全球主导权的国家战略。在推进“一带一路”国际规则体系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应强调公正合理、包容透明、开放共赢的原则，在规则制定过程中担当倡议者、引领者的角色，发挥主动和主导作用。应以“一带一路”为抓手，提炼和丰富中国国际合作理论，保持理念创新和战略引领；以国际规则协商制定为切入口，妥善应对各种风险，积极进行制度建设；以战略对接为切入点，妥善处理好大国关系，通过战略对接寻求利益契合点，有效减小“一带一路”的多边阻力和政治风险；牢牢把握规则制定的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引导对“一带一路”的客观认识与理性支持。”——节选自《“一带一路”规则制定权的战略思考》作者：门洪华(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7）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外交》2018年10期
（2）“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日本对它的态度经历了由消极到积极的变化过程。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政策可以概括为“有限度对接”和“多角度对冲”，即在“一带一路”框架内有限度参与合作，同时在框架外加大针对“一带一路”的对冲。日本转向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其基本动力源于改善中日关系的“短期需要”，以及应对美国对外政策变化以“预留行动空间”的需求。日本在合作中设置多种限制以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反映出中日合作欠缺必要互信的现实。日本强化针对“一带一路”的竞争措施，主要动力来自对华战略竞争的长期目标，以及国际秩序变动期内争取主导权的强烈意识。日本国内支持与反对“一带一路”的力量与观念并存，其复杂态势将影响日本今后对“一带一路”的应对。”——节选自 《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变化、特征与动因分析》作者：卢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日本学刊》2018（3）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外交》2018年09期
（3）“新地区主义研究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一度形成热潮，产生了持续而重要的影响，然而其理论和实践前景也颇受质疑，甚至有人提出“衰落”之说。如今，随着“一带一路”研究热的兴起，重新认识“亚洲观念”已是迫切之需。本文借鉴思想史研究的一些成果，提出重塑亚洲观念的学术命题，希望对中国视角下的新地区主义研究有所促动。概言之，新地区主义对亚洲观念的历史性塑造体现在三个方面：地区利益聚合和整合的发动机，地区权力分布和演化的平衡器，构建地区认同意识和地区共同体观念之光的灯塔。全球化进入新阶段后，亚洲观念面临新的反思和重塑。未来的亚洲将始终是一个多元和多样化的亚洲，不会形成一个“单一的亚洲”。亚洲观念并不构成任何一种理想的文化类型，而是深刻反映着亚洲地区的结构性权力变动和互动。地区共同体建设作为亚洲观念的核心，将建立在完成民族国家共同体建设的基础上，而不是相反。亚洲观念的重塑主要是一个学术命题，应当纳入全球学或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学科领域加以深入研究。”——节选自 《重塑亚洲观念：新地区主义研究的中国视角》作者：耿协峰北京大学出版社编审）《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8（2）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外交》2018年07期
03
文献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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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涌：《对“一带一路”实践的理论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18（2），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外交》，2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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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白乙：《全球化与“一带一路”视角下的中拉发展战略对接》，《拉丁美洲研究》2017（6），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外交》，2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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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博：《蔡英文当局“新南向政策”评析及前景展望》，《台湾研究集刊》2018（2），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台、港、澳研究》，2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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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学的对话与融合》，《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7（5），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外交》，2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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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民旺：《“印太”的建构与亚洲地缘政治的张力》，《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8（1），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国际政治》，2018（3）
04
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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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一带一路”学术研讨会，2018年10月6日，主办：“一带一路”日本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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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与中国故事"国际学术研讨会，2018年10月28日，主办：浙江大学和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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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与中非命运共同体学术研讨会，2018年11月5日，主办：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与湖南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NO9•玖
监察制度
01
文献数量
出现频次 13次
学术论文 37篇
复印报刊资料转载 7篇
02
文献摘编
（1）“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监察制度的演进呈现出三种趋势：一是从注重发动群众参与监督，演变为着力构建公权力的监督制衡机制；二是从职责范围相对宽泛，演变为以聚焦反腐败为主责主业；三是从以进行检查、提出建议为主要履职方式，演变为行使调查、监督、处置三大权力。建国以来监察制度发展的经验启示我们，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必须明确五大目标：一是必须构建集中统一的监督体系，整合分散的反腐败资源力量；二是必须提升履职的专业化水平，着力解决职能泛化、方式固化、作风异化、功能弱化等问题；三是必须增强监督工作的独立性，增强行政违法监督和腐败犯罪查处的内生动力；四是必须确保反腐败的法治化方向，破解监察手段运用的法治化难题；五是必须实现反腐败机制高效运转，构建统一决策、一体化运行的工作模式。”——节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监察制度发展历程、演进趋势及改革目标》作者：刘晓峰（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社会主义研究》2018（2）复印报刊资料《中国政治》2018年08期
（2）“党的十九大关于“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的论述，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指明了方向。在新时代，要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为契机，把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结合起来，构建在党中央指挥下“党委统一领导、纪委组织协调、机关监督全面、民主监督完善、司法监督强化、群众舆论监督有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健全完善统筹协调、监督有力、制约有效的监督运行机制。这是增强反腐败监督合力和提高监督效率的必然选择。其中，党统一指挥、统一领导和纪委的组织协调，是监督体系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是监督体系发挥作用的中坚力量；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是监督体系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节选自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构建》作者：吴建雄（中国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1）复印报刊资料《中国政治》2018年05期
（3）“国家监察体制的建立，致力于通过从行政监察向国家监察转变，实现监察体制的整合，通过从单一监察向复合监察转变，实现监察关系的重构，通过从惯性监察向规制监察转变，实现监察手段的优化，全方位突破了原有体制的弊端，理顺了监察要素、系统、环境的关系，构建起全域立体监察模式，是创新党统一领导下的无缝隙权力监督体系和反腐控制网络的力举。”——节选自 《国家监察体制：全域立体监察模式的构建》作者：石亚军/（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卜令全（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陈自立（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中国行政管理》2017（10）复印报刊资料《中国政治》2018年03期
03
文献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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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奎杰/刘立刚：《中国共产党纪检监察派驻制度的发展过程与完善》，《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8（3），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共产党》，2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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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鹏：《完善国家监察领导体制及推进纪检监察一体的思考》，《湖南社会科学》2018（2），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共产党》，2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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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德/王晨光：《党内权力监督法治化的法理论证》，《中国共产党》2018（1），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中国共产党》，2018（4）
04
学术会议
1.“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的廉政建设新格局”学术研讨会，2018年4月22日。主办：中国政法大学国家监察研究院。
2.“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研讨会，2018年6月30日，主办：江苏高校哲社重点研究基地“东南大学反腐败法治研究中心”。
NO10•拾
数字政府
01
文献数量
出现频次 12次
学术论文 53篇
复印报刊资料转载 10篇
02
文献摘编
（1）“政府治理模式的革新同步于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的需要。DT时代，构建数字政府、推行数据政务顺乎政治发展的演变逻辑，也是智慧治理的最佳选择。数字政府的体系架构和创新机理，描绘出治国理政和服务公众的新形态，能够降低行政成本，增强行政的科学性、促进治理的精细化。实践应用中，数据政务的多维面向及功能图景能够理顺府际间，政府与公务员、企业组织、公民、第三部门间以及各子场域间的关系，政府将巧借大数据技术激活协同发展的合力，提升治理的回应性，彰显新时代行政价值和政府责任。诚然，数字政府和数据政务的运行还需一定的策略保障。为此，应完善心智结构、加强原则规范、建立有效的策略机制，从而激发大数据正能量，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各方享有利益更平衡、更充分。”——节选自《DT时代的治理模式：发展中的数字政府与数据政务》作者：王啸宇（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王宏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复印报刊资料《公共行政》2018年10期
（2）“不同的经济基础决定不同的上层建筑，不同的生产关系及其运行方式会形成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根据不同生产关系下社会互动频率的强弱和信息交换方式的不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先后经历了(或目前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农业社会人际互动以乡土为中心且信息主要在精英阶层内生产和流动；工业社会的人际互动以物质利益交换为中心，信息沿着社会阶层不断向下流动，统治阶级内部与各阶层之间要求的分权意识逐步增强；而信息社会的人际互动则直接以信息交换为中心，信息生产和信息传播日趋“互动化”和“扁平化”。三种社会形态决定着三种不同的治理模式：单向控制、代议互动与数字协商。但相比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统计管理，“数字政府治理”更加强调数据融通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智慧服务”，而且面对日趋“网络化”和“数据化”的“数字地球”，数字政府治理体系的建构不仅响应了信息革命下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同时也与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具有密切的关联性与同构性。”——节选自 《数字政府治理》作者：戴长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鲍静（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行政管理》2017（9）复印报刊资料《公共行政》2018年01期
（3）“在数字政府环境下，政务服务数据的流通与共享，能够有效促进政务服务的业务重组与流程再造，打造政务服务链，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然而，电子政务建设探索期“缺规划少标准”“重建设轻运维”“重硬件轻软件”“重宣传轻落实”等共性问题造成的数据孤岛、数据烟囱等现象，导致数据利用不充分、数据共享不全面，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现状难以满足“互联网 政务服务”改革实践需求。要实现政务服务数据的共享，促进政务服务效率与质量的提升，就需要发挥政策优势，以标准化为切入点，逐步应用并完善云端共享平台，深度融合机制与技术的创新，保障配套资源支撑，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政务服务数据的共享。”——节选自 《正确认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及其对党的建设新要求》作者：徐晓林（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明承瀚（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陈涛（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行政论坛》2018（1）复印报刊资料《公共行政》2018年05期
03
文献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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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亦博：《人工智能阴影下：政府大数据治理中的伦理困境》，《行政论坛》，2018（3），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公共行政》，2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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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天广/张小劲：《大数据驱动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公共行政》，2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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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琪：《政府“云治理”的实践逻辑与行动框架》，《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8（5），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 《公共行政》，2018（3）